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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歷史人物李鴻章,介紹歷史人物李鴻章

          來源:快讀網 編輯:秩名 時間:2016-12-23

            歷史人物李鴻章簡介

            李鴻章(1823年-1901年),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漢族人,本名章桐,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被西方人稱呼為“東方的俾斯麥”。其先祖本姓許,從江西湖口遷至安徽省廬州府合肥縣。李鴻章的八世祖許迎溪將次子慎所過繼給姻親李心莊。李家到李鴻章高祖時,終于勤儉致富,有田二頃。父親李文安(1801年-1855年)經多年苦讀,終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進士,使李氏家族成為當地名門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鴻章出生于合肥肥東縣東鄉(現屬合肥瑤海區)磨店鄉。李鴻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來也官至總督;三弟李鶴章、四弟李蘊章、五弟李鳳章、六弟李昭慶(1835年-1873年),后來也都非富即貴。

            至于李鴻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稱贊為“再造玄黃”之人。清朝追贈其為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謚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

            關于歷史人物李鴻章人物故事

            李鴻章被稱作“東方俾斯麥”。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伊藤博文自傳》)。但同時,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的馬關條約為當時空前苛刻之條約,簽訂后連其他列強都無法忍受,逼迫日本做出重大修改,讓出遼東半島。

            李鴻章即使身處逆境,也仍然注意“養生之術”,保持在軍營中養成的生活習慣。每天 6、7 點鐘起床,少許吃些早點后,就開始批閱公文,辦理公務,公余則隨意看書和練字。他常常翻閱《資治通鑒》和《莊子》,前者意在從歷代治亂興亡中取得借鑒,后者企圖從道家經典中追求“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以期安時處順,逍遙自得,從失勢的苦悶中解脫出來。他曾從曾國藩學習書法,推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書法,此間每天臨摹唐僧懷仁《集王書圣教序》碑帖,臨過之后,細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間飯量頗大,無非山珍海味之類。飯后還要喝一碗稠粥,飲一杯清雞汁,過一會兒再飲一盅以人參、黃芩等藥物配制的鐵水,然后就脫去長衫,短衣負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嚴寒冰雪,從不穿長衣。散步時從走廊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數十次,并令一個仆人在一旁記數,當仆人大聲稟報“夠矣!”時,就掀簾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飲一盅鐵酒,閉目養神,一個仆人給他按摩兩腿,很久才慢慢睜開眼睛,對守候在一邊的幕僚和仆人說:“請諸君自便,予將就息矣,然且勿去。隨即上床午睡1、2 小時。當仆人通報“中堂已起”之后,幕僚連忙入室,同他說古道今。晚餐食量較少,飯后讓幕僚自便,“稍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這種生活規律,“凡歷數十百日,皆無一更變”。

            李鴻章因嗜食鱸魚,時人送綽號“李鱸”。

            李鴻章1896年游歷美國,喜歡到當地的中餐館進膳。當地一些美國人打聽李鴻章選的餐點,中餐館店主難以回答,便說是“雜碎”,于是“李鴻章雜碎”名聲大嘈,風行北美乃至于拉丁美洲,至今仍是美國及拉美華人餐館一道經典的菜色。

            李鴻章出訪歐美時,逢人就問薪資與年紀,隨員提醒他,洋人最忌諱如此,李仍毫不為意。

            洋務要員容閎則估計李家所發的洋務財有4千萬兩。根據合肥李府管事的記載,李鴻章家族擁有的良田數目為257萬畝。

            李鴻章一生背了個賣國賊的罵名。生前背黑鍋,死后被拖尸,大躍進時期李鴻章的墳被刨,李鴻章穿著黃馬褂的遺體本是保存完好,結果被群眾掛在拖拉機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盡。

            李鴻章外交事件

            面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圣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辦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看出日本“日后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臺,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臺灣巡閱,并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臺灣。此事最后雖以簽訂《中日臺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后來日本還是于光緒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與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鴻章還分別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光緒二年(1876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后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的要挾下,巧妙地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并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在越南境內初起,清廷命李鴻章統籌邊防戰事。李鴻章則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他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李寶協議”,旋為法國政府反悔,繼與法駐日公使洽談未果;當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時,慈禧改組軍機處,主和輿論漸起。李鴻章在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與法國代表福祿諾簽訂了《李福協定》,五月,隨著法軍進攻諒山,協議又被撕毀,直至清軍在廣西和臺灣戰場分別取得勝利后,李鴻章才最終與法國代表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結束了戰爭。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等特權。因此,時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

            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馬關簽訂了《馬關條約》。

            根據收集的資料,李鴻章一生簽訂了30 多個條約根據我所收集的資料,由李鴻章作為清政府代表與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有:1871 年8 月《中日修好條約》;1876 年9 月中英《煙臺條約》;1884 年5 月中法《會議簡明條款》;1885 年4 月中日《天津條約》,同年《中法新約》;1895 月中日《馬關條約》,同年11 月,中日《遼南條約》;1896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中日《遼南條約》;1896 年3 月,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6 月《中俄密約》;1898 年6 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1901 年9 月八國聯軍《辛丑條約》等。

            李鴻章歷史人物評價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同(治)、光(緒)兩朝,凡清廷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重大舉措,莫不與其有著直接的關系。

            最早研究李鴻章的是梁啟超。梁肯定李鴻章既是“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又為“十九世紀世界史上一人物”,并將其與古今中外歷史人物(含諸葛亮、王安石、秦檜、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袁世凱、俾斯麥、伊藤博文等人)進行比較,得出:“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梁啟超《李鴻章——中國近四十年大事記》)

            50年代至70年代,大陸史學界對李鴻章及洋務運動的評價都持否定態度。如胡繩指出,李鴻章把面對外國侵略者勢力的中國封建統治者的地位說得如此地軟弱無能,把外國侵略者的力量吹噓得如此地不可抵御。他的這種害怕外國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禧太后統治時期的整個官僚集團中的主導思想。所謂“中興”、“自強”,都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談。(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而海外和臺灣學者則普遍認為,李鴻章基本是一個值得肯定的人物。劉廣京認為,李鴻章提出的革新方案是相當溫和的,同西方及日本的“國家建設”比較,顯然缺乏近代化的總體方案。但李不僅提倡近代軍事工業,而且鼓勵中國商人同西方商行的競爭,同時還是清朝高級官員鼓吹官辦學校教授西方數學和科學的第一人。(劉廣京《儒家務實的愛國者》,《李鴻章評傳》)大陸史學界對李鴻章的評價從80年代李鴻章研究成為近代史研究的熱點和突破口。

            戴逸認為,李鴻章是近代強國富民道路的探索者之一,他所從事的洋務運動,也是一種嘗試和探索。(戴逸在《李鴻章全集》編委會首次會議上的講話)苑書義認為,馬關條約簽定后,將所有致敗之由、誤國之責都歸咎于李鴻章個人,反映了清統治層中既不敢正視腐朽的封建制度是萬惡之源,又不敢抨擊真正的罪魁禍首慈禧一伙。對李鴻章的口誅筆伐,雖然有時意氣多于冷靜的分析,難于對其作出全面而切合實際的估價,但卻反映了朝野上下的思想動向,表現了人們對戰敗乞和的憤慨和國運垂危的關注。(苑書義《李鴻章傳》)陳旭麓認為,李鴻章是洋務運動——近代化第一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十九世紀后期那個特定時期的開拓性人物。

            另一方面,李鴻章畢竟還是屬于封建“體”里面的人,他本身并沒有超過這個“體”,只是從封建的“體”里綻開一個缺口,這是評論李鴻章與近代化關系的一個基點,如果越出了這個基點,就同當時的歷史不相符合。(陳旭麓《李鴻章:向中國近代化邁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李鴻章與中國近代化》)夏東元認為,李鴻章是公認鞠躬盡瘁地忠于清國的忠臣,唯其忠于清,所以積極辦洋務以其臻于富強。但他的一切活動和他所擁有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均是以維護清朝為準繩。他唯恐這些實力不能平內患不能御外侮,所以他總的傾向是“和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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